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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强 流派隶书论

作者: 发表时间:2017/3/8 10:13:02
流派隶书论李 强隶书的最早形态当发轫于战国时期。从书法的角度上看,我们大体可将隶书分为两种:一是从材料载体上,它包括简牍帛书和刻石类;二是从书法风格上,它包括古隶、八分和流派隶书。一、古隶

流派隶书论

李 强


隶书的最早形态当发轫于战国时期。从书法的角度上看,我们大体可将隶书分为两种:一是从材料载体上,它包括简牍帛书和刻石类;二是从书法风格上,它包括古隶、八分和流派隶书。


一、古隶、汉隶八分书及流派隶书概念界定


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,历来均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及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所云。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土坑墓葬群,出土的木牍中有三行墨书文字,书体当属早期隶书。据考证,书写时间为战国年间秦武王二年(前309年),距秦始皇统一中国(前221年)早88年。其文字特点乃减少盘屈,化繁为简,圆者渐方。字形由狭长变方或近扁形,并有波磔之势。虽为篆书大势,却颇多隶意,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的“秦隶”字体类似。“秦隶”到了西汉时期,犹存篆意,其例证如西汉马王堆墓中的《老子甲本》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等。至西汉中晚期,则彻底完成隶变的任务,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汉隶。马国权说:“汉隶之成,固传于秦隶,递加简省,并使形体更趋方而已。昔人以为汉隶源出小篆,误矣。秦隶盖战国古文,试取战国晚期楚简文字与睡虎地秦简文字相较,即可见结构与用笔递变之迩密。”蔡文姬说:“臣父邕言,割程邈隶字八分取二分,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,故名八分。”东汉隶书最早称“八分”皆源于此,只是历代歧义纷争,难为一统,一说汉隶“皆似八字,势有偃波”,故云。窃以为“八分”正是由大小篆(统称“篆书”)演变而来,且规范偃波之势,加以“雅化”而成。战国以降,篆书在实际应用中为求便捷趋易,使用者都在简化字形结构,用笔自然也在改变着态势,由于地域的不同,正如语言方言一样,各方有着不同习俗传承。汉隶的演变,其实其中也与楚文字有些通变之处,非独秦隶使然,“八分”书则使汉隶更为纯粹些而已。

“古隶”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篆书体势和结构,在用笔上变圆为方,《青川木牍》是也。二是体势呈方,结字篆意颇多,《睡虎地秦简》是也。三是体势纵横相杂,用笔方折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是也。四是已具方扁的隶书体势,而笔画没有波磔,《五凤二年刻石》是也。而大多汉简体势亦备,点画波磔已具,只是用笔草率,不具规范,更类章草,虽难称“古隶”,却也不可谓之“八分”。

“八分”就是雅化了且又高度完善规范化了的隶书。王靖宪说:“最能代表汉代隶书艺术的成就,应是东汉的碑刻隶书。”汉碑中的“孔庙三碑”《乙瑛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史晨碑》, “汉碑三颂”《西狭颂》、《郙阁颂》、《石门颂》,及《张迁碑》等最具代表性,灿如群星的汉碑不啻为汉代书法的高峰,为后代书法开了先河,也开凿出了“流派隶书”的源头。

汉代隶书乃至汉以前的古隶是源,其后的隶书则是流。其后的隶书由于得到了源的滋养,还形成了流派,这就是“流派隶书”。


二、流派隶书发展概况


汉代隶书到三国时,余绪尚存而自有面目。高古则如《天发神谶碑》,整饬则如《受禅表》,新奇则如《谷朗碑》,至西晋时期的《好太王碑》亦篆亦隶亦楷,宽宏恣肆,堪称杰作。到唐代楷书已成定则,而此时书法意蕴确立在一个“法度”上。然而这种法度只是唐人法度,而非汉人气象。像唐代代表隶书《圣德感应颂》,也仅仅只求整饬,笔法单调,徒具装饰之美。更为可悲的是,隶书到了宋元明时期几成绝响。

真正可称为流派隶书时期的则是在清代。清代碑学的发轫,不是篆书、魏碑,而是隶书。清初由于郭宗昌、万经、顾蔼吉在理论上的倡导,王时敏、郑谷口、朱彝尊等诸家实践,及秦汉吉金乐石的不断发现,搜集碑拓蔚然成风,涌现出一大批隶书名家,他们根柢汉碑,创造有个性、有风格、有意境的隶书。可以说这些碑学家的出现,才开创了清代书法的新风。

郭宗昌工隶书,所著《金石史》论述汉碑极为精审,前人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述汉碑偏重于考证,而郭宗昌却能从艺术风格上有所阐明,很有创见。《砥斋题跋》说:“王孟津尝称郭宗昌为三百年第一手。”甚至说:“先生于书法各臻其妙,其昌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。”万经著有《分隶偶存》,顾蔼吉著《隶辨》,严密精核,至今尚为学隶书者必备的工具书。他们虽然在隶书创作上成就不高,却对隶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而真正开创清代隶书风气的功臣,当数傅山、郑谷口、朱彝尊。朱彝尊将汉隶划为三种类型:方整、流丽、奇古。

清代中叶碑学兴盛,阮元的《南北书派论》、《北碑南帖论》,包世臣的《艺舟双楫》在理论上为振兴汉碑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成就斐然的首推邓石如。邓石如隶书早年用笔近于郑谷口,晚年有金农神韵。包世臣评“其分书则遒丽淳质,变化不可方物,结体极严整,而浑融无迹,盖约绎山、国山之法而为之,故山人为吾篆未及阳冰,而分不减梁鹄”。赵之谦称“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,山人书以隶书为第一。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,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,然此正越过少温”。邓石如不愧为一位集大成的书家,康有为称他“于书法中如佛家之大鉴,儒家之紫阳”。

清代流派隶书的另一大家是金农。金农的书法号称“漆书”。仅此一点,他就走出了汉人的藩篱而有所发展。他得益于魏碑的启发,承汉魏六朝方笔碑碣的法度,不似汉碑,却甚得汉碑三昧,有些隶书则又和汉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他,伊秉绶被称为“乾嘉八隶”之一。隶书用笔圆浑,更无波磔。“笑不露齿”,最得风流含蕴之妙。能拓汉隶而大之,愈大愈壮。伊秉绶以颜书入隶,独辟蹊径。何绍基晚年方攻隶书,用功至勤,东汉名碑临写殆遍。“蝯叟通篆籀于各体,遂开光、宣以来书派。”赵之谦篆隶冠绝一时,其隶书得益于《刘熊》、《武荣》、《封龙山》、《三公山》诸碑,参用北碑楷书书意,使字里行间笔意顾盼,朝向偃仰,又各具意志。笔意跳宕,翩翩如飞鸿之姿,得汉隶飞扬之势。吴昌硕作为晚清的大师风靡至今,其隶书获益于篆,苍劲中透出空灵之气,尤为高古,气魄宏伟。


三、“流派隶书”是创造和创作隶书的先驱


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经“隶变”成熟后的“八分隶书”是不能创造的,但其书法风格则是可以成就的。书法风格的形成需要技巧的成熟、思想的深邃、修养的全面、见解的独到。与之相对应的则有以下四个方面:

功力。技巧的成熟是要靠功力的,何绍基临汉碑动辄百通,他的成功绝非偶然。吴昌硕在自题《削觚庐印存》有绝句说:“裹饭寻碑苦不才,红崖碧落莽青苔。铁书直许秦丞相,陈邓藩篱摆脱来。”

才情。艺术不啻是靠功力,尚需一些天分,这与今天所讲的情商和才情不无关系。“情动于衷而发于外”。

风格。其目的毫无疑问是追求独到。吴昌硕“曾读百汉碑,曾抱十石鼓”,隶书取法《三公山》、《嵩山太室》、《裴岑碑》,“由篆变隶之渐”的《三公山》,应该算是一种“边缘书体”,于是乎有吴派风格。

创意。古人是有创意的,没有创意就不会有金农的“漆书”、郑板桥的“六分半书”。

流派隶书是从个体影响到人群,由本土乃至影晌到海外。吴昌硕的书法篆刻对日本、韩国的影响便是一个例子。

流派隶书是自觉不自觉形成的书派,并且逐步完善成为一个体系,这也是清代隶书创作的风格表征。它是当今书坛的先驱,如果能从流派隶书中找到方法,于当代书坛的发展会有十分积极意义的。

(原载2006年11月22日《书法导报》。原文5300字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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